10月中旬，在浙江嘉兴秀洲区的光伏小镇会客厅里，来自秀洲光伏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汪总正向两位来访的客人介绍光伏小镇的建设经验。算上这次，这已经是他当天接待的第三波客人。

而汪总说，这样高频率的接待早就是“家常便饭”。过去一年中，几乎每天都会有政府、能源机构、学校、企业的客人前来。他们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或者说最想了解到的细节，都与会客厅墙上的一条上升曲线有关。

这是一条嘉兴市光伏发电装机量变化曲线，2012年年底，嘉兴光伏装机容量仅为8.45兆瓦，但截至2017年9月底，光伏装机已经达到1851.44兆瓦。而今天在嘉兴市全部能源供应中，仅秀洲区的光伏发电，就占了1/6。

不仅是嘉兴秀洲，中国光伏整体装机的走势，也是这样一条类似的上升曲线——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光伏装机从2012年年底的5万兆瓦左右，上涨7倍左右，至2016年年底已经达到35万兆瓦;风电也同样呈现上升态势，2012年，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约600万兆瓦，而到2017年年初，已接近2012年的3倍。

光伏和风电的装机逆袭，事实上折射了中国能源供给结构的逆袭。

这种逆袭，具体表现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上。其中不难发现，实现多元化，既是过去五年的原则，也是未来五年的方向。

从煤统天下，到绿能参与

有人曾把能源供给的变化看做“一升一降”：即煤炭生产比重持续降低，以及清洁能源比重的不断提高。

两者的变化，几乎都是从2012年产业寒冬开始的。当时，由于煤炭价格下跌，行业产能过剩、生产集中度低，人均效率低，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集中暴露。与此同时，以光伏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也因海外“双反”，遭遇了全行业寒冬，部分企业深陷资金链断裂和债务恶化中。

也正是因为两者的类似境遇，人们意识到，能源行业需要一次彻底的自我修复——对煤炭等传统能源，原有的粗放式发展导致了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这让行业已很难适应未来的变化。亟需淘汰落后产能，努力发展附加值更高的煤化工产业;对于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既有“两头在外”的模式已经被堵死，出口已经不是唯一的良策。与之相比，国内市场还是尚未开垦的蓝海，存在可以挖掘的可能。

于是在2013年，煤炭经历全行业亏损之后，部分企业开始兼并重组，1年后，随着兼并重组的范围逐渐扩大，煤炭去产能大幕正式展开。

光伏行业也在2013年开始转向国内，在国家连续出台利好新政的刺激下，西部的地面电站和东部的分布式屋顶光伏开始大量涌现。

风电行业的逆转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国家电网加大对风电新能源的输送力度，限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企业获得造血能力之后，再次发力新建项目，于是当年，风电装机从2010年以来首次企稳回升。

此后几年中，煤炭过剩产能逐渐离场、绿色能源纷纷入场成为常态，而在一出一进之间，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从黑金领军，演变为绿能参与。

2016年，原煤生产在2013年达到39.7亿吨之后，连续三年下降。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6.5亿千瓦中，并网光伏已经达到7742万千瓦，比2012年增长了21.7%。

从天天打麻将，到天天看电量

然而，能源供给结构的“腾笼换鸟”才刚刚开始。

10月19日，在2017中国光伏大会首日议程结束后，有一句话在能源行业的朋友圈火了——“过去天天打麻将，现在天天看发电量”。

这句话来自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当天的演讲，他在山西进行户用市场调查时，一位农民告诉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转变，是因为屋顶安装的太阳能板。如果不出意外，一年发电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2000元。

用屋顶给自己赚“养老钱”，只是光伏应用较为成熟的模式之一。未来五年，光伏将不仅在户用等领域发展，还可能与风电、储能、甚至煤炭、石油等其他行业有机结合，形成新型能源供给模式。而实现这些的前提，是光伏装机保持增长，发电占比不断增加。

不久前，国际能源署曾发布《2017国际能源展望报告》，其中提及了三个中国发电量的长期目标：到2040年，煤炭发电量占比将从73%降至43%，而风能和太阳能的占比，则分别从3%和1%升至12%和6%。

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IEA的测算有些保守。他们认为，至少在未来5年中，绿色发电的占比有望或将更大，能源生产多元化的趋势也将更明显，理由有二。

首先看空间。

在光伏领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模达到1.1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光伏6000万千瓦、光伏电站4500万千瓦。但在业内人士看来，实际开发的数量或将超过这个数。因为除了众所周知的地面电站和分布式光伏，既有存量改造市场也将超过预期。

在风电领域，陆上风电机组装机容量增速放缓，但海上风电已开始发力。仅2016年一年，新增装机就达到592MW，相当于此前五年全部新增装机的79%。

其次是市场。

一直以来，可再生能源被认为是难断奶的“补贴型行业”，但事实上，补贴下调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最新的明确信号是，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就风电退补提出了时间表，即在2020～2022年，风电不依赖补贴发展。

但是，高补贴不再，也并不意味着企业找不到未来。一方面，退补并非一刀切，而是“分类型、分领域、分区域”退出，这可以让行业提前做好准备，实现软着陆;另一方面，替代机制已经开始运行。2018年1月，绿证交易将开始强制实施，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也将在2018年择机出台。上述两项政策，即是为了填补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缺口，利用市场化的方式，为新增机组提供可持续的现金流。

从不做成本管理，到学会精打细算

有空间、有市场，下一步就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但在下一个多元化开始前，我们还需要针对既有供给体系的问题，“低下头去仔细看”。

众所周知，既有能源供给革命中遗留了不少短板，而追根溯源，会发现很多都与成本和效率相关。

所谓成本短板，即能源新建成本过高，这种情况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域最为明显。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内可再生能源的设备成本已经明显下降。仅以光伏领域为例，从2012～2016年，中国仅组件成本就已降低41.6%，逆变器成本降低57.1%。

但是，这样的成本下降速度仍然不够。当前，竞价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价格领域的大趋势，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可再生能源竞价分析报告》，截至2016年，全球至少有67个国家以竞价方式确定可再生能源项目。而与固定的标杆价格相比，竞价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价廉者得”，如果成本无法降低，不仅会错失项目，还意味着被推出全球能源发展的主流之外。

在各种能源设备或已“降无可降”的前提下，就要在开发中继续降低成本，通过智能化开发，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减少发电成本。在智能化开发中，开发者可以通过物联网技术、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加强能源生产的效率，精确监控发电状态，减少损失，进而优化成本。

所谓效率短板，即把“生产革命”和“加大供应”简单地划上等号，于是就出现了只追求规模而忽视效率的问题。

在能源开发处于初级阶段时，追求规模效应无可厚非，但当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力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开源节流。因为只有重视效率，才能让能源总量得到控制，并最终实现能源供给关系的优化。

对于单个能源项目，提升效率需要精细。

一位光伏业内人士曾说：“未来光伏行业的赢家，将在能够把握住每一瓦获利的人之中产生。”言下之意，要想从以量而生转向以质而生，企业需要选择最好的技术、明确的定位、细化的渠道，从生产的每一个产品中挖掘出可以寻找的最大价值。而整个项目的能源供给能力，也将因为每一个产品的优化而升级。

而对于综合能源项目，提升效率则需要互补。

当下，多能互补已经成为能源生产的主要方向之一。这种互补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基于技术创新的融合。这种融合也并不仅限于传统或可再生能源内部，而是要利用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与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之间的结合，通过各类能源不同特点，实现供能体系的优化，以实现利用效率的提升，让能源供给最终实现多元、绿色的目标。